这几年，国家对各地环境的考核越来越严。地方上，环境保护如果出了问题，当地领导就可能被约谈，甚至可能遭遇严厉的惩罚。但一些地方，有些官员依然循着过去唯GDP是从的路径，没有真正重视环境治理。他们应付环境考核和督察的办法，不是搞些形式主义，就是变着法子造假。
临汾市环保局一些官员干扰环境监测数据这样的套路，其实在过去一些地方并不鲜见。
两年前，某省会城市环保部门官员授意下属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，多次潜入环境监测站内，用棉纱堵塞采样器，干扰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，造成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。
这起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发生之后，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，更是被国务院公开通报。而且，这起案件，被认为严重背离了中央要求，误导了公众知情权，伤害了政府公信力，情节十分严重，相关官员已经触犯了刑法。
按理说，有这样的“前车之鉴”，后来者不该再碰雷区。但临汾这次“以身试法”，却再次证明，有人依然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”，不收手、不停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临汾市这样的环境监测数据造假，远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对于环境数据的造假行为，而是属于环保部门“监守自盗”。环保部门本就应该以保护环境为天职，但如今却以造假应付上级部门的监督、考核，那对于公众的冲击和影响，势必会更加深远。这不仅在客观上导致了失职，一定程度上也会深深地动摇公众对于环保事业的信心。没有公众的信心支持，环保政策何以推行？
而且，这种直接篡改环保监测数据的行为，也不同于一般的此前被频繁通报的“表面整改”行为。如果说应付式的“表面整改”属于形式主义官僚作风，那么环保部门直接篡改监测数据，其影响更坏更恶劣。
或许，也正是意识到这类行为的恶劣影响。2016年底，相关部门就曾经出台过相关的司法解释。
新的解释在2017年开始实施，其规定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其人员，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情节严重的，或者严重不负责任，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失实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，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。
鉴于类似干扰环境监测行为的严重性，以及相对的多发性，生态环境部联合山西省政府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，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功效。这也体现出，环保部门对于这种监测数据行为，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。
或许，更有必要的是，需要从机制上明确和巩固“谁出数谁负责、谁签字谁负责”的责任追溯制度，让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并终身负责。地方环保部门不该对环保事业三心二意，更没有理由以造假的方式应对环保考核，谁有这样的行为，谁就没有资格从事环保事业。